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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待传统通常有两种倾向,一种是企图摆脱一切传统的虚无主义,它往往以推崇创造性和面向未来的姿态出现,一种是对传统的经典化倾向,它往往以阐释权威和文化正统的地位自居。反映到对前人作品的阅读方面,前者表现为拒绝阅读或者对前人抱着先入为主的蔑视态度,后者则墨守过去时代的定论,不敢做任何独辟蹊径的发挥。解构主义经常被望文生义地理解为对待传统的一种激烈的反叛理论,其实这是极大的误解,它们与上述两种对待传统的心态有着本质的不同。文化虚无主义和保守主义看似对立,实则同出一辙,它们都错误地把传统理解为一种过去时态的、定型的、外在于阅读者的东西,都不理解传统和文本一样,充满了无时无处不在的踪迹的运动、活力的运动和由此带来的不定性,都不明白读者是任何阅读过程中不可缺少、甚至是最重要的部分,从而放弃了对传统所负的再阐释的责任。解构主义认为,任何文本都没有定解,因而永远向读者的阐释活动敞开,没有读者参与的文本是不完整的,由于传统乃至世界可以视为广义的文本,传统与个人的关系同样是不断阐释的互动关系。为了深入理解文化虚无主义和经典化阅读的危害,我们有必要了解解构主义关于语言、阅读和传统的认识。
解构主义关于语言的认识,比起结构主义以及传统哲学的认识有了重大的突破,最关键的原因就在于发现了“踪迹”(trace)在语言中的作用。索绪尔以前的主流思想是将语言视为表达人类思维的工具。他们相信,只要熟练掌握了逻辑、语法和修辞,人就可以迫使语言精确地表达任何思想。苏格拉底和柏拉图虽然对书面语(因为书面语的说话者不在场)的驯服程度颇有怀疑,他们对面对面交流的口语却很放心,所以柏拉图的哲学著作都采用了对话体。东方的道家和禅宗虽然意识到了语言的有限性,但他们是从理性的语言无法传达非理性的直觉和顿悟这个角度来考虑的。索绪尔开创的结构主义语言学第一次把语言作为独立于人的系统来研究,发现作为语言符号的两个侧面的能指(语音形象)和所指(指涉的概念)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能指所表达的意义不是由语言使用者的意志决定的,而是由该能指在语言系统中与其他所有能指的差异决定的。所以,语言并不是人的工具。拉康在吸收弗洛伊德无意识理论的基础上,提出语言源于无意识,由于语言和梦一样,从一开始就已经变形,所以能指永远不能到达所指,所指永远是滑动的。比如“现代化”这个能指,在不同的时期、对不同的人所唤起的所指显然有很大差异。但能指、所指和符号的概念毕竟是在有形的层次讨论语言,德里达进一步提出了“踪迹”的概念。踪迹就是语言符号所携带的一切来自文化传统的隐性信息,或者说文化传统所赋予它的种种不可言说的色彩、味道、潜台词。由于踪迹与整个文化传统有关,任何个人都不可能意识到自己使用的语言所携带的全部踪迹,更不可能完全控制它们。因此,作者永远不可能使文本忠实地反映自己的“本意”,就连“本意”这个概念也不准确,因为在落笔或者说话之前,“本意”在从无意识的混沌转化成意识层面的语言时已经变形了。而且,不同的读者由于自身经验的不同,对同一符号携带的踪迹的理解也各不相同。这样,文本就不存在什么内在的、本来的意义,也不存在什么权威的阐释,文本永远是开放的,没有读者参与的文本是没有意义的。
德里达用开放的“文本”概念代替了封闭的“书”的概念,在此基础上,他又继承了海德格尔的理论,阐述了“文本间性”(intertextuality)的认识。海德格尔和德里达都意识到,孤立的文本是不存在的,任何一篇文本都和现在、过去、将来的其他一切文本构成文本间的关系,也即是说,文本意义的不确定性不仅来自内部踪迹的运动,而且还受到它所处的整个历史语境的影响。由于历史语境时时在变,所以历史上的一切著作、文化传统的各个部分的意义都在变,从而阐释活动也是永无止境的。传统既可以视为文本,也可视为文本间性的总和,每个人也可以看成文本,因为构成每个人的思想、情感、语言都来自传统,都携带了传统的踪迹,所以置身于这样的文本之网中,任何跳出传统的梦想都是幼稚可笑的。以摧毁一切文化为己任的达达主义曾经风靡一时,可是反传统本身就是二十世纪文化传统的一大特色,而且达达主义最终还是烟消云散,成为文化传统的一个小小部分。海德格尔和德里达都认识到了传统的双重性。在海德格尔看来,传统一方面作为连续的整体,为返回人类最初的体验和关于存在最本真的认识提供了必要的途径,另一方面重重叠叠的文化积淀又遮蔽了人们的视线,使他们沉浸在对二手、三手的知识的研究中,而忘却了充满生命印记、充满活力的源头。海德格尔的摧毁论和存在主义哲学正是试图从一种强调个性体验、生命参与的阅读方式破除传统的一切定论,实现对原初问题和原初体验的去蔽,达到与存在本身的直接沟通。他要摧毁的不是传统,而是传统中遮蔽生命体验的东西。德里达和海德格尔的出发点不同,他认为诸如本源和存在之类的提法都是玄学概念,都是他所摒弃的,但是他对传统的态度却与海德格尔类似。他认为,宇宙中的任何东西都只能被擦抹而改变面貌,不可能被彻底消灭,所以推翻传统是不可能的。传统虽然局限了人的自由,但是任何创新的思维归根结底都发轫于传统,所以我们与传统的关系是不断的出走与回归,出走是为了创新,回归是为了汲取更多的营养。
在1994年的一次圆桌讨论中,德里达意味深长地说:“柏拉图在我前面。”这句话精炼地反映了他的传统观。柏拉图不是在他身后,永远被置之不理,或者等着他像考古一样去发掘,而是在他前面,等着他去研究,去解决将来的问题。在这次讨论中,他还借“制度”(institution)一词发挥了他的解构理论。“institution”的动词词源是“创建”的意思,所以“制度”本身就意味着不断创建,如果我们只是简单地继承前人的制度而不加改变,那么这种制度就将最终丧失制度的真正涵义。传统也是如此。对待传统的最佳态度不是抛弃,也不是原封不动地“保存”,而是一种忠实与背叛的平衡,背叛传统是为了更忠实于传统的精神,对传统的僵化继承其实是真正的背叛。德里达的传统观表面上与黑格尔的扬弃说类似,实则有根本的不同,在黑格尔那里,精华与糟粕仍然是传统的内在属性,读者是站在传统外面去评判、去挑选的,德里达所理解的传统却与读者密不可分,脱离读者、脱离阐释的传统根本不存在,精华与糟粕全在于读者的发挥。在德里达眼中,任何传统都不可能过时,因为传统天然地活在每时每刻的阐释之中。所以,德里达才说,“我永远都站在阅读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门槛上。”
经典化阅读就是一种僵化的阅读。将某位作者尊为大师,将其作品奉为经典,也就是该作者及其作品死亡的开始。因为一旦先入为主地认定了这种地位,阅读和阐释的自由精神和批判态度就已经丧失了。而且一旦有了经典作家和经典作品,就必然会产生权威批评家和权威阐释。读者对相关作家和作品的理解,就将受制于这种二手的阐释,思维的僵化和思想的禁锢便由此开始。将充满活力和无限阐释可能性的文本缩减为教条式的结论,表面上是对传统和经典的尊崇,其实是对它们的扼杀。结果,经典化的孔子成为近代中国思想解放的最大敌人,经典化的亚里士多德成为近代欧洲科学发展的最大障碍。所以,经典化倾向和文化虚无主义一样,都是对传统的破坏。它们的反面是解构式阅读。解构式阅读是创造性的、充满自由的阅读,是拒绝权威解释但又充分尊重文本本身的阅读,是一种开放式的、每次都有新发现的阅读,是最大限度保存和激发传统活力的阅读。它有自己独特的阅读策略。
首先是还原策略。避免经典化阅读的关键就是尽可能地悬置前人的阐释,直接面对作为阅读目标的文本,尤其是面对影响和塑造民族心理的文明开创期的文本。前人的阐释只是反映了前人在他们的时代、他们的历史情境、面对当时的问题的思索和体验。这些思索和体验虽然对我们不乏启示,然而它们也倾向于遮蔽阐释对象的原始面貌,并且以心理定式的方式影响我们的阅读。前人的经典化阅读活动更是造成了种种思维禁区。深受海德格尔影响的美国思想家斯帕诺斯用“recollection”和“repetition”两个词来区分两种不同的阅读方式。“recollection”的字面意思是回忆,它指代一种类似知识的机械记忆的、不加判断地接受前人结论的阅读,“repetition”与此相反,它不是简单的重复,而是像最初的作者一样,充满探求精神地“重新”体验文本中体现出的心路历程。这样,每一次阅读都是有个人生命参与其中的新的旅程,而不是前人阅读经验的无谓重复。德里达虽然认为所谓的“原始面貌”其实是不存在的,但在具体阅读实践中,他同样采取了还原策略。选择文明初创时期的文本之所以尤其重要,是因为从文本间性的角度考虑,后世的文本可以视为奠基式文本的子文本或者再阐释。比如,欧洲文明的绝大部分文本都是对古希腊神话、古希腊哲学和《圣经》的演绎。回到这些源文本,对于理解文化传统的演变和各种论争的来龙去脉有极大的帮助。在阅读这些“经典”文本时,同样应该采取还原策略,不是把它们当作权威,而是还原成古代人们在试图解答关于世界和人世的难题时留下的印记。
在尽量避开前人成见影响的同时,解构式阅读还应警惕个人的阐释定势,这种努力可以称为虚静策略。由于文本没有定解,要充分激活文本的丰富性,实现开放式的阅读,就需要在阅读之前尽可能地摆脱已成型观念的束缚,进入一种虚静的状态。“静故了群动,空故纳万境”,如果阅读过程中价值判断意识、结构意识过分活跃,就容易在思维定势的作用下把文本削减为单向度的、概念化的东西。这样的阅读其实只是自我阅读,因为它只不过是将自己原有的观念投射到阅读对象之中,从而重复自己的思想和情感。压制判断可以唤醒潜意识里的生命直觉,所以虚静策略看似冷静,实则是更积极地参与阅读。这种阅读没有预先设定的目的地,它是一种充满危险也充满生机的探险。
虽然解构式阅读洋溢着个性和自由精神,但它绝不是离开阅读对象的天马行空式的阅读。事实上,解构式阅读对文本的细读程度可能无出其右者,甚至超过以此著名的新批评派和结构主义批评。细读策略是解构主义最重要的手段。既然解构主义认为,文本的活力来自踪迹的运动,文本的意义不受作者控制,那么通过细读去发现踪迹和文本的诸多解读可能性天然就是解构式阅读的主要内容。解构主义的一大特色是重视边缘的、异质的成分,而这些成分往往只能通过细读才能挖掘出来。就如同弗洛伊德认为口误和笔误反映了无意识一样,德里达相信文本中尽力掩饰的那些细微裂缝是作者思想矛盾的症候。通过对这些被压制、被掩饰的因素的分析,读者往往能得到关于作者的全新的认识。德里达对西方形而上哲学传统的剖析几乎都是用细读的方式展开的,比如他对索绪尔和列维-斯特劳斯的分析就非常典型。
解构式阅读虽然强调阅读无定解,却不是阅读游戏。除了上述的策略外,解构主义还特别重视现实原则。德里达对过去的解构始终是为了解决当今和未来的问题。贯穿他的所有著作的仍然是西方传统知识分子的责任感。他痛感思维方式的陈旧是人类过去一切痛苦的根源,所以才不遗余力地反对形而上学的绝对中心观和二元对抗模式,强调差异、个性和多元化。反观我们自身,二十世纪中国的深重灾难同样与思想的禁锢密切相关。在对待传统的问题上,二十世纪的中国人似乎一直未能到达成熟和平衡。五四虽然提出了民主和科学的口号,但它对待传统的态度本身就是不科学、不民主的。五四的先锋们把文言文传统等同于贵族传统,把中国古代几千年的传统等同于儒家传统甚至专制主义传统,显然是草率的,虽然救国的勇气可敬,却也造成了严重的后遗症。可以说,当今中国的文化真空状态,五四也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全盘否定传统的思维方式本身就是落后的传统观念。更令人悲哀的是,当时对传统认识更为清醒的人,都因为政治因素的介入被人为地划到敌对阵营,这不仅有违民主精神,而且也压制了对历史的反思。时至今日,五四仍然是一个禁区,一个被经典化的历史文本。到了二十一世纪的今天,如果我们再不能以充满活力和自由的心灵去解读几千年的传统,如果再不能跳出在文化虚无主义和经典化倾向的两极之间震荡的怪圈,我们就将亲手把自己的传统埋葬。一个没有自己的文化传统的国家,是没有资格与世界其它文明平等对话的.